生活上海还是移民国外？
自从1990年11月初上海市政府第9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杂志发表了署名文章《小城市是大问题：上海人口增长陷入困境》以后，上海是否应在短期内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成了社会关注的话题。文章指出：“解决上海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就必须审时度势，适时地控制上海人口增长，从根本上缩小与城市潜力的矛盾。控制上海人口增长，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许多人还不知道“人口红利”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加上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城市快速扩张，许多人涌向大城市打工，所以，那时严格控制人口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时光荏苒，20年过去了，中国已逐渐步入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人口红利”已经看到边际效应。许多“血汗工厂”里雇用的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都已经突破“福利”红线，而且管理成本高到难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加上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许多外资、中外合资企业出于成本考虑纷纷的外包或者转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资增长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而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中国的税收政策使得他们倾向于消费国外高档产品而不再优先考虑国内。加上因发达国家的货币贬值而造成的海外投资、购房的吸引力下降。在经济增长速度转变为长期可控的“新常态”之下，对外直接投资、资产价格下跌带来的“钱荒”，使得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新科技研发中心的功能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而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压力又进一步上升。
1990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在《宪法》中明确了“国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国家调节社会劳动力的总量、结构和分布”的内容。同年12月，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有计划地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的问题。但真正实行是从1994年3月开始的。
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实施积极平衡的土地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和以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国家计划要继续实施积极平衡的土地政策，鼓励适度的人口合理流动，有计划地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从1994年到1999年底，全国十大城市有9个实施了不同期限的“限票”或“限购”措施。1998年年底，上海市政府正式启动了《上海市城镇居民生育调节办法》：“对于不符合本市计划生育规定生育的夫妻或单身妇女，停止享受相关计划生育奖励。”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性生育调节政策。
到了2010年7月13日，国家六部委联合发出《关于严格执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加强城市化建设的通知》（17号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对超生育的农户和流动人口实施“一票处罚”：取消农村土地承销权和进城就业机会，冻结招工、农转非，没收超生罚款，并对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许多地方还规定，违法生育者不得办理购房、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等手续。超生户的“非农业”身份得到了彻底确认，他们成为不受欢迎、得不到社会尊重的“双规”人员。
近20年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限制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来控制人口，不符合中国国情。
而且，将城市的发展困境简单地归咎于控制人口事实上也缺乏依据。1993年1月1日上海按照国际人口统计指标规定实行“户籍新政”：常住人口包含“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包括两类：一是指到达上海居住3日以上并符合暂住申领条件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员；二是指因国家批准的计划内项目（含外商投资企业、境外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来沪工作的国外和台湾、香港、澳门人士。这一规定实行之后，“外来人口”与“上海常住人口”的概念开始合并计算，但那时“外来人口”总数仍被控制在600万人以内。1999年9月1日，“外来人口”的管理又恢复了“本地公民”和“非本地公民”的统计口径。
由于缺少具体数据，我们无法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所占的比例。但从1994年至2001年，上海常住人口中“非本地户籍”只增长了13%；而上海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却增长了1.4倍。而这一期间，上海郊县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增长了8个百分点，郊县农民得到进城务工所得增加了1.6倍。2001年后由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上海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5000美元的小康社会达标中，采取了“基数扣除法”规避国家考核，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上海除了将浦东新区转制为第一个综合性的国家级自贸试验区之外，还提出了建立惠及全国各地的中等以上城市常住人口的“户籍新政”。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其发展融入了中国经济、金融、贸易全球化的大趋势，它在未来的城市发展和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如何取决于上海市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任何想走孤立保护主义道路的行为都是自欺欺人的。
事实上，从1990年韩国汉城世博会以来，国际展览局（BRIC）已陆续举办了多达21境、112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国际博览会。这些博览会都以不同角度的主题来展示不同国家的经济成就。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始，国际展览局（BRIC）已经明确将“城市”的主题确立为全球性的展览主题。从举办城市，到举办日期，到参观人数，世博会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竞技”的意义，它已经成为全球在经历二战后最为盛大的“庆典活动”、“世界新年”、“经济盛会”和“国际节日”。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到2014年北京园博会，中国已经举办了3次规模空前的国际综合盛会，上海世博会更是以7300万人次参观人数跻身历史前三。从举办国际综合盛会来推动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已经得到全中国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认可。
中国已经清楚认识到：继续保护主义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过去时，如果还沉浸在过去“大跃进”的“速度竞争”、“资源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迷梦中，不能清醒地面对国际大势，走向全球化的联盟、组织和平台，那么中国的城市发展战略将会陷于被动。从上海世博会带动的城市发展联盟、组织和平台中，将会产生新的规模经济。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国际化，上海已确立了“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并且上海世博会已经将“现代城市”作为5个主题理念之一。上海只有融入全球城市网络中，走联合发展道路寻求“规模经济”，提升城市竞争力，才会形成可持续发展态势。一个完全具备国际经济规模的中国，已经不会因为所谓限制人口增加而担忧。
在人类历史进程当中，每一个城市的发展阶段都和它面对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相呼应。在世界历史中，从未有哪一个大国是在“计划”下保持长期“平衡”发展的。只有当上海和长三角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以后，才会尊重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以市场为导向，走向自主发展的“繁荣”。